读书随感（六）——关于宗教宽容的读书笔记

2006-03-01 22:07 | 温峤

近代宽容精神并不是在基督教世俗化过程开始后才产生的，这种宽容精神的来源，一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还有宗教改革时期宗教帝国的崩溃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对于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构成的思考。

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苏格拉底的话，足以概括古希腊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宽容精神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并不宽容他的思想，苏格拉底因此被判以死刑。

倒是古罗马帝国，以他们一贯的实用主义，发现了宽容精神，并且大规模的应用于实际操作之中：空前辽阔的统治地域，意味着同样复杂的民族，为了保持帝国的稳定性，在承认罗马权威的条件下，罗马人对于那些不同民族、社团间的差异性有着很大的容忍。因此，一个人可以选择信仰这个或那个上帝，也可以选择作无神论者，而且，罗马只管收税和维持治安，对于宗教事务，只要看看他们把被征服者的神引入自己的神庙就可以明白所谓“上帝自己会照顾自己的”的含义。

然而，罗马的宽容，与在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宽容并不相同，因为那是“帝国”的宽容，意味着在一个统一权威下拥有不同程度自治权利的社会团体、民族间的互相容忍和共存；而基督教的世俗化，恰恰是对于一种统一权威：神圣的基督教与罗马教会，反抗的结果，同时，那些原本统一于这一权威下的差异性的社会团体与政治实体，多少拥有了原本“帝国”才有的权威和职能，因此，宽容精神，在这一时期，开始更注重个人参与者的作用，对自己的利益和信仰的尊重以及对他人利益和信仰的尊重。

其次，罗马的宽容，其本质是世俗的宽容，其中包含的对个人（包括各个“蛮族”）宗教信仰的宽容的基础是世俗的不宽容：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从一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希腊的宙斯要在罗马城建一座神庙，所有的神（应该说是他们的祭司所传达的“神喻”）都答应让出土地，只有三个神不同意，罗马的战神马尔斯、青春神赫柏、还有罗马的边界神，这象征着罗马的战神无所畏惧，罗马的青春永不衰老、罗马的边界绝不后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有用过这个故事），可见，此时宗教宽容也绝不是近代以来人们所向往的宗教自由，至少，有一个不同于近现代的前提。而中世纪的不宽容，以宗教为基础，并延及世俗，世俗社会是神圣生活的附庸而已，一切世俗权威都被宗教踏于脚下。在中世纪，个人首先是天主教徒，其次才会论及其他差异性，在罗马帝国，任何人首先得是帝国的公民或是盟友或是奴隶，随后才有宗教。

事实上，在中世纪，宽容精神也是存在的，但局限于“天主教徒”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可以有自己的差异性存在，比如，骑士阶层的天主教徒和修道士的不同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宗教帝国的宽容。

 然而这个宗教帝国自身逻辑上的一个不起眼的伤痕最终成为了“阿基流斯的脚后跟”：作为超越世俗的神圣宗教组织，“人”所组成的罗马教廷以及各级教会却对世俗事物拥有巨大权力，让从胡斯、茨温利到马丁·路德、加尔文产生了怀疑，并各自给出各自的见解：要注意的是，他们始终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进行“改良”，如加尔文更是有神权共和国将神圣对世俗的矛盾消解于世俗完全消失于神圣之中。他们的行为使得中世纪的宗教帝国的基础受到了动摇：承认世俗事物与神圣事物间有矛盾存在需要解决，正是“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社会意义”的开端，也是基督教“从原来被视作神秘力量直接表现发展成为需要‘理性化’”的关键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辩争已经开启了“理性”这一世俗化的魔咒）。

于是，基督教世俗化进入了一条高速轨道，“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了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了纯私人的事务；世界渐渐摆脱了其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同时“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这些世俗化的现象随着而来。

而瓦解天主教神圣性的致命一击，也是宗教最后得以避难的就是宽容精神：对世俗的宽容和宗教宽容。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等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维斯特里伐和约》）定下“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的原则，于是神圣的信仰不得不从属于“卑下”的君王；在法国，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和信仰天主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南特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后来的“龙骑兵监察”等一系列迫害导致大批新教信徒的外流，但也意味着，中世纪的宗教帝国对“异端”的权力不再无所不能了。

同时，不仅宗教帝国的内部的不和谐产生出宗教宽容，在世俗社会中，这种宗教宽容也已经在酝酿：在欧洲人还未广泛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无疑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他们却曾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斯特丹。——海上马车夫的诞生，与宗教宽容的产生，都有这份“务实”的功劳在内。

这只是开端，宗教改革之后，罗马教廷对社会的影响减少了，而必然有一个社会团体、主义接替以往天主教的角色，在这一时期，种种尝试都有过：加尔文的神权共和国等等，而最常见的是国王们在有些新教教派（如路德教）的承认下获得权力，乃至像英国般发展到“君权神授”，但一方面其他的教派则否定国王的这种权力，对于他们来说，教廷的权威是有害的，国王的权威同样也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在宗教改革中展露头角的世俗权力的代表们不甘用停留于用新教代替天主教，更进一步的，有“启蒙”之说。于是，国王企图强迫人民成为国教的信徒，非国教派则起而反抗这种强权，到后来英法革命，都有宗教宽容这一重要命题在内。最后的结果是宗教宽容思想逐渐产生并且传播开去。

而在所谓最具宽容精神的乐土的美国，也曾经历过一场动荡，从脱克维尔记叙的“新英格兰”的好男儿们的强烈宗教情感到马萨诸赛的女巫审判闹剧，美国的宗教宽容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世俗化之路。

近代宗教宽容的最终完成，与另一种宽容，即宗教对世俗的宽容的完成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说宗教宽容更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让步的话，对世俗的宽容则很大程度上保全了基督教在当今的存在。其产生，也来自“阿基流斯的脚后跟”，路德就一再论证世俗君王权力的“正当性”，反对罗马教会的无所不能，“凯撒的归凯撒，耶稣的归耶稣”正是他的态度，在他那里，耶稣还是高于凯撒的，但不是中世纪似的“世俗统治”的“高于”。

宗教改革伊始，对于世俗的宽容大多类似于此，而当世俗的成败也能是对上帝的道的见证被提出后，基督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洛克、伏尔泰等近代思想家们，或从宗教宽容的角度；或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对罗马天主教口诛笔伐，拿起了“宽容精神”的大棒。“对于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见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本来完全一致……”，基督的福音、人类的理智，这两者，在罗马教会那里，前者是绝对的存在，而后者是一种虚妄而已；到了近代思想家的笔下，却能够同等的重要。

最终，罗马教廷面对种种压力，不得不正视问题，这无疑已经意味着世俗化的进程又进了一步，在耶稣会的广为传教和塔兰托大公会议的反宗教改革中，世俗化并没有结束，反而从内部让天主教会认清了事实，于是乎，上世纪中天主教会的种种举动也不足为奇了。而新教的神权共和国更是昙花一现。

于是，罗马天主教会与新教都不得不对世俗做出让步，世俗化的步伐不可遏制，世界渐渐摆脱了其神圣特征，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

当反宗教改革正当势头时，也是近代宽容精神在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废墟上开花之时，近代宽容精神的重要体现、鼓吹者：自由主义产生了。国王和贵族的特权没有被摒弃，但是在范围上比以前增加了限制；特别是君权神授说被否定，而认为至少在当时社会有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显然，这时的自由主义是在推翻宗教帝国权威后，不甘于又从属于新教权威的世俗力量的理论。

事实上，与其他宗教相比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相比，当代的世俗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对于信仰者的世俗生活与信仰的关系的界定，以及对于其他宗教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宽容的了，我这里以天主教为例，约翰—保罗二世在一次发言中强烈呼吁尊重所有人的所有权力，并意味深长地总结，“尊重人，因为他是上帝的肖像。”这样的发言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看来，肯定是属于“异端”之列的，因为他竟然承认世俗的重要性，而且还是“所有人”，也就是包括了新教等其他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不仅是说，在行动上，对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的访问，为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的人翻案等等，宽容精神无处不在。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西方文明在经历古罗马帝国和中世界的宗教帝国后，进入近代时，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改革的发端，基督教作为一个实体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进行改革和自身调整的结果。是基督教世俗化的必由之路。

就宽容精神而言，则是在古罗马帝国的实践与中世纪的低落后，在进入近代的重要时期内，一方面成为罗马教会与激烈冲突间的缓冲，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出近代宽容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宽容与对世俗的宽容；另一方面，宽容精神被启蒙思想家加以改造，成为应对中世纪的宗教帝国权威的“武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了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可以说虽然其内涵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始终作为西方文明的特质之一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历史中。

　　于是乎，在经过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宗教帝国后，宽容精神也从帝国的宽容、神圣的宽容回到了苏格拉底那里，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宗教宽容与对世俗的宽容是近代宽容精神产生的前提，也是它的底线之一。基督教世俗化的过程给宽容精神增添了两个具体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