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日关系肯綮之我见
2002-05-29 04:00 | 无忌林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之世，无论是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是政治格局的变化来看，地处亚太地区的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本地区的发展，而且对世界的未来，都将起到重大的影响，并且这一关系本身尚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然而，消除横亘在中日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进程中的障碍却也并非易事。尤其是近代以来，存在于中日两国、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挑起的几场战争，大大挫伤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误解、对立甚至对抗，这是所有热爱和平、渴望交流和共同进步的两国人民不能回避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中日关系持续、稳定、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并不复杂，也并不激烈，但是，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东方文化传统特有的含蓄的特质造成的；事实上，这一关系往往受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制约，需要深入的思考与妥善的处理。这里就谈谈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以为，当今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双方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与协调；这种问题的解决所处的层面，也许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更可能是基于民族和人民的层面上的。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历史问题。在民族情感与心理，在两国的政治交往，在各种的民间交流，在很多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近代史上的中日之间长期的非正常关系的影响。首先，从日本及日本人的角度而言，他们似乎无法回避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国发出的要求他们忏悔的声音；除了少数了解了真相并真诚悔过的二战老兵和另一少部分死不悔改的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之外，大多数的日本人其实对于那段历史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活在当代的日本人当然不愿意“莫名其妙”的为他们的先人承担罪名，这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不少日本人就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在中日交往中总是强调历史问题相当“反感”；而小泉内阁的前外长、田中角荣先生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在其上任之时就曾经表示，对于中国，该说的话就说，历史问题道过歉也就过去了。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上，中国人却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态度。中国和中国的人民是宽容的，我们没有在战争赔款等等方面对日本作更多的要求，我们也不曾准备对日本施以报复；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道歉和一个对永远和平的允诺。我们对于道歉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它应当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承认和反省，并且态度是一贯的。我们看到的却是日本的领导人，当面要道歉、要谢罪，转过身去又去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这被认为是对所谓“道歉”的一种背叛和一种欺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日本一方还是缺乏一种有效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欠缺导致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小的误解。日本一方的误解主要源于对历史的不够了解。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受到的伤害也不小，尤其是两颗原子弹，转移了日本人相当的视线，他们容易误以为东京大审判针对的是日本民族，从而产生一种不当的失落感与仇恨心理。他们无法理解的是，那次审判针对的，是军国主义及其反人类的罪行。他们担心受害的那些国家要用历史问题来约束日本的发展。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多种历史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从思想上去改变它，别无他法。困扰中国的，则更多是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日矛盾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位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问题。不承认差距，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都无助于我们平息两国间存在的那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无意义的相互敌视和不信任，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认识历史的问题，主要是日本，但同时也是中国必须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两国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军国主义。日本国内的一小撮死硬派和极右派，就是要利用交流上的不畅，意图造成思想上的控制，从而实现他们把民族问题与军国主义合而为一的阴谋，谋取更大的利益。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混淆自己的视听，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步伐和双方矛盾的激化，导致我们不得不再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如此，那我们两个民族又将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才能有机会认识到，军国主义才是危害两国人民安全的关键所在。
近代的历史问题本身的影响，大到足以掩盖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存在。分析日本的“岛国心理”和“岛国战略”，我们需要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一段历史。早在1577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将领丰臣秀吉就曾经对他的主子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这一番似乎不自量力的表述，后来竟得到了实践。统一了日本的丰臣很快进攻朝鲜，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在中朝联手之下，兵败身死，但几百年后，日本侵华的路线、征召朝鲜学生兵的政策以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方略与丰臣之议竟如出一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与日本有着十分深厚的地缘上的联系。中国之于日本，犹如欧陆之于英伦三岛，因此，从原理上，可以推测出对于日本最有利的大陆态势。不过中国在已经过去的十数个世纪里多数处在大一统的局面下，而日本自己却是分裂的国度，于是英国人的“大陆均势”在日本便无力施展，而其自身又反而受到中国对它的巨大压力，其心态之扭曲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日本资源稀缺，关系到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源，都不能自给。在这种情形与危机下，在近代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下，在天皇制度的庇护下，通过“明治维新”实现近代化进程的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并非出人意料。如今，日本资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而其海上交通线必经中国海域；中国东海丰富的矿藏资源让日本十分心动，在钓鱼岛及中国东海海疆问题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个资源问题了。所以，如果日本不能找出一个解决资源问题的好的办法，不能在周边创造一个较平稳的环境，以其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国力状况，以其现在的民族心态，谁敢保证，他们不会铤而走险，再一次迈上军事扩张、军事掠夺这一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道路呢？
中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进路上，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日本正寻求重塑“政治大国”的形象，追偿几十年来“二等国际公民”地位造成的损失。两国之间有严重的互不信任感。日本害怕中国有朝一日会取代其在亚太甚至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危害其利益，因此想从各个方面包括军事上恫吓中国，减缓中国追赶的步伐，维护其既得利益。而这一举措，却又坚定了中国警惕日本的信念。比如，日本的军费开支长年位居世界第二，这与其当年的“和平宪法”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日本武装力量惊人强大，仅坦克数量就数倍于面积大于它的德国，而其国土并不适宜装甲机动作战；而日本海军官员还经常宣称，有朝一日要“重演甲午海战”，全歼中国海军；……这一切都造成了双方之间互相猜忌心理大涨，分歧升级，矛盾激化。根本上，还是因为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缺乏促进理解的合理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
台湾问题则是中日关系中又一个敏感的话题。台湾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于日本而言，它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关系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的问题。台湾海峡对日本的资源进口意义重大，台湾还关系到东海海疆的划分问题。日本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个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中国一贯不愿将台湾问题付诸国际解决，中国不会对台湾放任自流，也决不可能同时也决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作原则上的让步。综合来看，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日本的取舍。日本可以退一步与中国合作，也可以进一步与中国对抗到底。其中利益的得失，是不能以一时计算的。日本前总理后藤田正晴就指出：“台湾人是明代末期前后来自福建、广东等省的移民的后裔，同大陆人是同根同源的，中国统一台湾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不应当说三道四。”然而，从现今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来看，他们似乎寄望于混水摸鱼，甚至“更进一步”，以谋取更大的眼前利益。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美国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但我以为，就中日的双边关系而言，上面详述的几个问题应当是重中之重，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维持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局面，必须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而这需要双方——不仅是国家间的，更是民族、人民间的——互相理解和共同努力：
全面加强沟通。从日本的方面，应当自发的打破制造错误舆论和散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制度机器，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二战的真相，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省历史，建立共同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从中国的方面，除了帮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更要教育我们的人民，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当心落入敌人设置的战争陷阱。
加强经济交流和贸易合作。双方扩展优势互补的领域，加强双边合作的力度，促进共同前进与发展。
在领土问题上都保持克制，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应当作明确的让步。至于台湾海峡和共同开发东海等具体问题，双方尚有交流与协商的余地，可以通过谈判与合作找出和平的、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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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Peter.
Peter the Great.
然而，消除横亘在中日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进程中的障碍却也并非易事。尤其是近代以来，存在于中日两国、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挑起的几场战争，大大挫伤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误解、对立甚至对抗，这是所有热爱和平、渴望交流和共同进步的两国人民不能回避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中日关系持续、稳定、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并不复杂，也并不激烈，但是，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东方文化传统特有的含蓄的特质造成的；事实上，这一关系往往受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制约，需要深入的思考与妥善的处理。这里就谈谈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以为，当今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双方对于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与协调；这种问题的解决所处的层面，也许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更可能是基于民族和人民的层面上的。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历史问题。在民族情感与心理，在两国的政治交往，在各种的民间交流，在很多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近代史上的中日之间长期的非正常关系的影响。首先，从日本及日本人的角度而言，他们似乎无法回避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国发出的要求他们忏悔的声音；除了少数了解了真相并真诚悔过的二战老兵和另一少部分死不悔改的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之外，大多数的日本人其实对于那段历史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活在当代的日本人当然不愿意“莫名其妙”的为他们的先人承担罪名，这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不少日本人就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在中日交往中总是强调历史问题相当“反感”；而小泉内阁的前外长、田中角荣先生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在其上任之时就曾经表示，对于中国，该说的话就说，历史问题道过歉也就过去了。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上，中国人却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态度。中国和中国的人民是宽容的，我们没有在战争赔款等等方面对日本作更多的要求，我们也不曾准备对日本施以报复；我们要求的，只是一个道歉和一个对永远和平的允诺。我们对于道歉是有自己的理解的，它应当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承认和反省，并且态度是一贯的。我们看到的却是日本的领导人，当面要道歉、要谢罪，转过身去又去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这被认为是对所谓“道歉”的一种背叛和一种欺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日本一方还是缺乏一种有效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欠缺导致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小的误解。日本一方的误解主要源于对历史的不够了解。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受到的伤害也不小，尤其是两颗原子弹，转移了日本人相当的视线，他们容易误以为东京大审判针对的是日本民族，从而产生一种不当的失落感与仇恨心理。他们无法理解的是，那次审判针对的，是军国主义及其反人类的罪行。他们担心受害的那些国家要用历史问题来约束日本的发展。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多种历史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从思想上去改变它，别无他法。困扰中国的，则更多是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日矛盾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位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问题。不承认差距，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都无助于我们平息两国间存在的那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无意义的相互敌视和不信任，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认识历史的问题，主要是日本，但同时也是中国必须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两国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军国主义。日本国内的一小撮死硬派和极右派，就是要利用交流上的不畅，意图造成思想上的控制，从而实现他们把民族问题与军国主义合而为一的阴谋，谋取更大的利益。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混淆自己的视听，加速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步伐和双方矛盾的激化，导致我们不得不再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如此，那我们两个民族又将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才能有机会认识到，军国主义才是危害两国人民安全的关键所在。
近代的历史问题本身的影响，大到足以掩盖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存在。分析日本的“岛国心理”和“岛国战略”，我们需要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一段历史。早在1577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将领丰臣秀吉就曾经对他的主子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这一番似乎不自量力的表述，后来竟得到了实践。统一了日本的丰臣很快进攻朝鲜，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在中朝联手之下，兵败身死，但几百年后，日本侵华的路线、征召朝鲜学生兵的政策以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方略与丰臣之议竟如出一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与日本有着十分深厚的地缘上的联系。中国之于日本，犹如欧陆之于英伦三岛，因此，从原理上，可以推测出对于日本最有利的大陆态势。不过中国在已经过去的十数个世纪里多数处在大一统的局面下，而日本自己却是分裂的国度，于是英国人的“大陆均势”在日本便无力施展，而其自身又反而受到中国对它的巨大压力，其心态之扭曲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日本资源稀缺，关系到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源，都不能自给。在这种情形与危机下，在近代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下，在天皇制度的庇护下，通过“明治维新”实现近代化进程的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并非出人意料。如今，日本资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而其海上交通线必经中国海域；中国东海丰富的矿藏资源让日本十分心动，在钓鱼岛及中国东海海疆问题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个资源问题了。所以，如果日本不能找出一个解决资源问题的好的办法，不能在周边创造一个较平稳的环境，以其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国力状况，以其现在的民族心态，谁敢保证，他们不会铤而走险，再一次迈上军事扩张、军事掠夺这一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道路呢？
中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进路上，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日本正寻求重塑“政治大国”的形象，追偿几十年来“二等国际公民”地位造成的损失。两国之间有严重的互不信任感。日本害怕中国有朝一日会取代其在亚太甚至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危害其利益，因此想从各个方面包括军事上恫吓中国，减缓中国追赶的步伐，维护其既得利益。而这一举措，却又坚定了中国警惕日本的信念。比如，日本的军费开支长年位居世界第二，这与其当年的“和平宪法”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日本武装力量惊人强大，仅坦克数量就数倍于面积大于它的德国，而其国土并不适宜装甲机动作战；而日本海军官员还经常宣称，有朝一日要“重演甲午海战”，全歼中国海军；……这一切都造成了双方之间互相猜忌心理大涨，分歧升级，矛盾激化。根本上，还是因为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缺乏促进理解的合理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
台湾问题则是中日关系中又一个敏感的话题。台湾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于日本而言，它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关系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的问题。台湾海峡对日本的资源进口意义重大，台湾还关系到东海海疆的划分问题。日本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个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中国一贯不愿将台湾问题付诸国际解决，中国不会对台湾放任自流，也决不可能同时也决不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作原则上的让步。综合来看，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日本的取舍。日本可以退一步与中国合作，也可以进一步与中国对抗到底。其中利益的得失，是不能以一时计算的。日本前总理后藤田正晴就指出：“台湾人是明代末期前后来自福建、广东等省的移民的后裔，同大陆人是同根同源的，中国统一台湾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不应当说三道四。”然而，从现今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来看，他们似乎寄望于混水摸鱼，甚至“更进一步”，以谋取更大的眼前利益。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美国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但我以为，就中日的双边关系而言，上面详述的几个问题应当是重中之重，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维持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局面，必须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而这需要双方——不仅是国家间的，更是民族、人民间的——互相理解和共同努力：
全面加强沟通。从日本的方面，应当自发的打破制造错误舆论和散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制度机器，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二战的真相，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省历史，建立共同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从中国的方面，除了帮助日本人民了解真相，更要教育我们的人民，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当心落入敌人设置的战争陷阱。
加强经济交流和贸易合作。双方扩展优势互补的领域，加强双边合作的力度，促进共同前进与发展。
在领土问题上都保持克制，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应当作明确的让步。至于台湾海峡和共同开发东海等具体问题，双方尚有交流与协商的余地，可以通过谈判与合作找出和平的、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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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Peter.
Peter the G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