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佛教与道教的世俗化倾向
2004-08-15 20:34 | 温峤
今天从电脑里翻出来的一篇残稿，有点意思，顺手贴出来。
《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诞生是经无数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之后，大约在明朝中叶，由吴承恩完成定稿的工作。作为一部主要面向“市民”的“世俗小说”，其中体现出的思想素材——包括关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风俗等——与士大夫阶层那里有着很大的差异，以佛教为例，士大夫阶层的禅宗与《西游记》中的佛教就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佛教词汇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如心猿、六贼。因此，对于《西游记》包含的思想内容的解读对于理解明代社会思想有着相当的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西游记》，就反映了中国的两大宗教，佛教与道教的世俗化，特别是其中一些神话的“世俗化”或者说“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是与中国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那么，什么是世俗化呢？“世俗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们思想中神圣成分的削减和理性成分的增加。”
而神话故事的诞生，特别是在历史时期的流传，往往与宗教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神话故事的考察对于研究一些宗教问题也有一定意义。
中国的古代神话没有形成象古代希腊那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神话，一种理论认为是在中国神话形成时期，中国独特的“史官文化”把神话改造了，使神话传说历史化理性化。
但是，切不可由此认为中国人就缺少或不偏爱神话，古代中国虽没有完整的神话体系，但神话的幽灵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以各种形态各种方式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心中。作为两大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种种神话，例如，道教中老子的神化，关羽的神化，乃至“五通”等官方认定的“淫祀”都伴随着不少的神话，这些神话中也往往掺杂着不少的宗教内容。
与西方的神话很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与佛教、道教有关的神话并不都是宣扬宗教的全知全能、或者是通过对神秘事物的渲染来加深宗教的神圣性；恰恰相反的，在中国的神话，特别是历史时期产生的与佛教、道教有关的神话，往往表现出宗教世俗化的特征：佛教故事对“现世报”的因果的强调，道教神话中白日飞升的可能性，变成种种实在的修炼法门，表现的是宗教的价值趋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而神话故事中，种种神灵的普遍性，乃至模仿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的神仙世界，反映的是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创造”的神话也往往带有一层明显的理性外衣，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现实目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羽的神化，在近千年的演变中，他从一开始的忠义的象征，逐渐被赋予了其他多种属性，如驱邪，护民，以及财神的属性。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非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使然，包括每个朝代的加封，无不有其现实的需求在内：保佑疆土的平安，树立忠义的榜样；另一个例子，是孔子的神化，可以参看《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中的一篇论文，《孔子：一个神话学的个案研究》。
对于《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主题历来有争论，有的说重佛抑道，有的说重道抑佛，有的说是三教合一，然而在我看来，可以说是“重世轻教”，即宗教的世俗化。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包着浓郁现实内核的人造神话，而其中营造的天庭更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王统正道的翻版。
似乎这样的讲法很没道理：《西游记》的故事是玄奘取经，主角也是四个和尚，全书时刻贯穿着严肃与幽默交杂的宗教气息，如何说轻宗教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整个故事的缘起：从玄宗皇帝命玄奘取经的原因来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那真经能“超鬼出群”，能让玄宗皇帝摆脱在地府中看见过的冤魂厉鬼；而取经的四人中，玄奘是轻慢了被如来称作为“我之大教”的佛法被贬真灵，转生东土，其它三人也是个有原因，都希望从通过取经求“正果金身”，这也是观音所许允的。
再举一个能刻反映出这种倾向的场景：孙悟空拜师学艺。这段场景不能不说是佛、道交融：洞天福地（道教）里却住着释迦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要传授的孙悟空的也是道教的“三十六旁门”，孙悟空不肯学这些“水中捞月”的功夫，最后须菩提说是要教他“显密圆通”（佛教），那口诀却是吐纳引导的修炼内丹之法（道教）。
在这里，与其说是三教合一，不如说是“宗教符号系统本身，从公认的符号发展到分化的符号，从原来被视作神秘力量直接表现的社会发展成为需要‘理性化’的社会，宗教所施加的影响成为间接的，宗教行为者对宗教符号本质及他的作用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孙悟空拜师学艺的目的，是极为现实的不死，而为了达到这个现实的目的，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的，都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合理”的方案，连“三十六旁门”都各有正果。于是，两个宗教体系被重新整合，诞生出来一个新神话，一个刻上深深的中国“理性”传统痕迹的世俗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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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诞生是经无数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之后，大约在明朝中叶，由吴承恩完成定稿的工作。作为一部主要面向“市民”的“世俗小说”，其中体现出的思想素材——包括关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风俗等——与士大夫阶层那里有着很大的差异，以佛教为例，士大夫阶层的禅宗与《西游记》中的佛教就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佛教词汇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如心猿、六贼。因此，对于《西游记》包含的思想内容的解读对于理解明代社会思想有着相当的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西游记》，就反映了中国的两大宗教，佛教与道教的世俗化，特别是其中一些神话的“世俗化”或者说“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是与中国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那么，什么是世俗化呢？“世俗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们思想中神圣成分的削减和理性成分的增加。”
而神话故事的诞生，特别是在历史时期的流传，往往与宗教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神话故事的考察对于研究一些宗教问题也有一定意义。
中国的古代神话没有形成象古代希腊那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神话，一种理论认为是在中国神话形成时期，中国独特的“史官文化”把神话改造了，使神话传说历史化理性化。
但是，切不可由此认为中国人就缺少或不偏爱神话，古代中国虽没有完整的神话体系，但神话的幽灵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以各种形态各种方式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心中。作为两大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种种神话，例如，道教中老子的神化，关羽的神化，乃至“五通”等官方认定的“淫祀”都伴随着不少的神话，这些神话中也往往掺杂着不少的宗教内容。
与西方的神话很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与佛教、道教有关的神话并不都是宣扬宗教的全知全能、或者是通过对神秘事物的渲染来加深宗教的神圣性；恰恰相反的，在中国的神话，特别是历史时期产生的与佛教、道教有关的神话，往往表现出宗教世俗化的特征：佛教故事对“现世报”的因果的强调，道教神话中白日飞升的可能性，变成种种实在的修炼法门，表现的是宗教的价值趋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而神话故事中，种种神灵的普遍性，乃至模仿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的神仙世界，反映的是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创造”的神话也往往带有一层明显的理性外衣，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现实目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羽的神化，在近千年的演变中，他从一开始的忠义的象征，逐渐被赋予了其他多种属性，如驱邪，护民，以及财神的属性。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非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使然，包括每个朝代的加封，无不有其现实的需求在内：保佑疆土的平安，树立忠义的榜样；另一个例子，是孔子的神化，可以参看《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中的一篇论文，《孔子：一个神话学的个案研究》。
对于《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主题历来有争论，有的说重佛抑道，有的说重道抑佛，有的说是三教合一，然而在我看来，可以说是“重世轻教”，即宗教的世俗化。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包着浓郁现实内核的人造神话，而其中营造的天庭更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王统正道的翻版。
似乎这样的讲法很没道理：《西游记》的故事是玄奘取经，主角也是四个和尚，全书时刻贯穿着严肃与幽默交杂的宗教气息，如何说轻宗教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整个故事的缘起：从玄宗皇帝命玄奘取经的原因来说，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那真经能“超鬼出群”，能让玄宗皇帝摆脱在地府中看见过的冤魂厉鬼；而取经的四人中，玄奘是轻慢了被如来称作为“我之大教”的佛法被贬真灵，转生东土，其它三人也是个有原因，都希望从通过取经求“正果金身”，这也是观音所许允的。
再举一个能刻反映出这种倾向的场景：孙悟空拜师学艺。这段场景不能不说是佛、道交融：洞天福地（道教）里却住着释迦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要传授的孙悟空的也是道教的“三十六旁门”，孙悟空不肯学这些“水中捞月”的功夫，最后须菩提说是要教他“显密圆通”（佛教），那口诀却是吐纳引导的修炼内丹之法（道教）。
在这里，与其说是三教合一，不如说是“宗教符号系统本身，从公认的符号发展到分化的符号，从原来被视作神秘力量直接表现的社会发展成为需要‘理性化’的社会，宗教所施加的影响成为间接的，宗教行为者对宗教符号本质及他的作用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孙悟空拜师学艺的目的，是极为现实的不死，而为了达到这个现实的目的，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的，都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合理”的方案，连“三十六旁门”都各有正果。于是，两个宗教体系被重新整合，诞生出来一个新神话，一个刻上深深的中国“理性”传统痕迹的世俗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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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