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感之一——关于中国政治传统
2005-03-07 21:30 | 温峤
写毕业论文中，可怜的眼睛阿，随手涂些文字，断章，有时间了整理一下贴出来吧。这段是读黄仁宇还有东方研究中心的海外学人的书后写的，引用的地方也没有标出来，不是正规发表，那些浮云就免了。括号内的都是原文引用。
-------------------------以上为说明-----------------------------------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理士多德，《政治学》)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第二》)
以上两段经典文字或许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与古希腊·核心时代所有的政治理念，却都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不见得是完全按照这种理念的本意。
将中国传统政治称为伦理政治并不为过，毕竟，我们的哲学都被称为伦理哲学……
然而谈到这种政治的形成时，有许多关键时刻可以注意，例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但要考察这种传统的负面作用（也包括正面作用）以及其形成的完整过程，需要关注的不单是一些时刻，更应当有一种长时段与“宏大叙事”（借用新社会史学的观点）的角度。毕竟，武帝本人也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从某个角度来说，本后世作为暴政代名词的“秦政”正是中国伦理政治形成的一大原因，我们应当（考察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虽则不一定尽力于此。）此间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形成有其重大影响与意义。
首先是一个大课题：如此幅员巨大、地理条件差异悬殊的大帝国，在两千年前的如何维持一个集权国家的行政需要，进行从赋税、司法到社会资源调配等一系列的工作。（欧洲各国在罗马灭亡之后，经历一千五百年的纷扰方才有欧盟蹒跚步履的大陆统一官僚国家之尝试，而中国，却早了两千年。）
秦的做法，或者说，他的无奈之举，是高度集权下的社会资源运用：书同文、郡县制、修长城、铸铜人、迁富户……乃至树立起来的一套“以吏为师”的官僚政治体制，不得不让人感叹，当时人的智慧之发挥，从周代的分封政治残体中建立新传统的努力（自然不能忘记春秋战国中的缓慢过渡），犹如美国初立时的那批政治家们制定美国政治框架般的高妙（同样巧合的是，美国的宪政成功于独立后的早期国内骚乱有密切联系，可见历史却有其长期合理性所在）。
“二世而亡”的秦，说明了他的制度的失败，不过大课题依旧横隔在汉的面前，从早期的黄老之术，到武帝的儒术，汉家诸帝、后都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然而（超时代的政治早熟，与技术条件的落后，使得间架性的政治设计难以放弃，以至于儒术被抬出以后，道德标准取代行政标准，伦理逻辑代替经济逻辑，最后形成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的局面。）
此种政治模式一旦树立，确实能在一定的经济水准下解决大帝国的矛盾。然而，这种模式的树立，也意味着一种周期性的循环的必然：（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由于儒家的伦理所关，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
而且在这一政治传统之下，很难突破形成新的政治体系，反观历史上或贤或愚的诸帝，实则贤者未必真贤，只是条件许可；愚者倒有一、二是在尝试突破，惜缺乏配合的历史条件，下场不免落入史家的“昏明”道德评价之中。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构建的官僚体系”逐步演化成为“官僚体系的儒家”，于是，潜规则横行，中央也束手无策，解决之道是“道德”的，而非“技术”的，(中央的官僚机构不是也无法做出有力的决断，只能就某事做一道德上的模范，期待地方官僚的回应，此种模式，畅行于明清，)直至今日，亦可见其遗迹所在，往往政府要就成某事，在科学与行政设计之余，提倡这种那般精神的做法不绝于耳。
言至此，回过头来看看，似乎可说，中国的伦理政治传统本事出有因，为解决大帝国之矛盾，然则因儒家的伦理与技术（尚有农耕与游牧等诸多因素）之矛盾，故而有诸多负面之影响。
不过问题亦非出在儒家身上，考察儒家（先秦儒家）的理论，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对于达到“完美”境界的表达，从哲学语言考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说。
问题在于，儒家的“大我”与高效官僚体系所需的对个人因素的肯定间的冲突，或者更深一步，作为一种理论的儒家思想成为一套官僚体系的指导精神时，无法从实际需要来改变其思想内核：一种思想体系需要相对的稳定，而官僚体系则是要实用于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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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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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理士多德，《政治学》)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第二》)
以上两段经典文字或许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与古希腊·核心时代所有的政治理念，却都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不见得是完全按照这种理念的本意。
将中国传统政治称为伦理政治并不为过，毕竟，我们的哲学都被称为伦理哲学……
然而谈到这种政治的形成时，有许多关键时刻可以注意，例如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但要考察这种传统的负面作用（也包括正面作用）以及其形成的完整过程，需要关注的不单是一些时刻，更应当有一种长时段与“宏大叙事”（借用新社会史学的观点）的角度。毕竟，武帝本人也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从某个角度来说，本后世作为暴政代名词的“秦政”正是中国伦理政治形成的一大原因，我们应当（考察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虽则不一定尽力于此。）此间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形成有其重大影响与意义。
首先是一个大课题：如此幅员巨大、地理条件差异悬殊的大帝国，在两千年前的如何维持一个集权国家的行政需要，进行从赋税、司法到社会资源调配等一系列的工作。（欧洲各国在罗马灭亡之后，经历一千五百年的纷扰方才有欧盟蹒跚步履的大陆统一官僚国家之尝试，而中国，却早了两千年。）
秦的做法，或者说，他的无奈之举，是高度集权下的社会资源运用：书同文、郡县制、修长城、铸铜人、迁富户……乃至树立起来的一套“以吏为师”的官僚政治体制，不得不让人感叹，当时人的智慧之发挥，从周代的分封政治残体中建立新传统的努力（自然不能忘记春秋战国中的缓慢过渡），犹如美国初立时的那批政治家们制定美国政治框架般的高妙（同样巧合的是，美国的宪政成功于独立后的早期国内骚乱有密切联系，可见历史却有其长期合理性所在）。
“二世而亡”的秦，说明了他的制度的失败，不过大课题依旧横隔在汉的面前，从早期的黄老之术，到武帝的儒术，汉家诸帝、后都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然而（超时代的政治早熟，与技术条件的落后，使得间架性的政治设计难以放弃，以至于儒术被抬出以后，道德标准取代行政标准，伦理逻辑代替经济逻辑，最后形成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的局面。）
此种政治模式一旦树立，确实能在一定的经济水准下解决大帝国的矛盾。然而，这种模式的树立，也意味着一种周期性的循环的必然：（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经济突破某种限度，则由于儒家的伦理所关，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
而且在这一政治传统之下，很难突破形成新的政治体系，反观历史上或贤或愚的诸帝，实则贤者未必真贤，只是条件许可；愚者倒有一、二是在尝试突破，惜缺乏配合的历史条件，下场不免落入史家的“昏明”道德评价之中。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构建的官僚体系”逐步演化成为“官僚体系的儒家”，于是，潜规则横行，中央也束手无策，解决之道是“道德”的，而非“技术”的，(中央的官僚机构不是也无法做出有力的决断，只能就某事做一道德上的模范，期待地方官僚的回应，此种模式，畅行于明清，)直至今日，亦可见其遗迹所在，往往政府要就成某事，在科学与行政设计之余，提倡这种那般精神的做法不绝于耳。
言至此，回过头来看看，似乎可说，中国的伦理政治传统本事出有因，为解决大帝国之矛盾，然则因儒家的伦理与技术（尚有农耕与游牧等诸多因素）之矛盾，故而有诸多负面之影响。
不过问题亦非出在儒家身上，考察儒家（先秦儒家）的理论，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对于达到“完美”境界的表达，从哲学语言考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说。
问题在于，儒家的“大我”与高效官僚体系所需的对个人因素的肯定间的冲突，或者更深一步，作为一种理论的儒家思想成为一套官僚体系的指导精神时，无法从实际需要来改变其思想内核：一种思想体系需要相对的稳定，而官僚体系则是要实用于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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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